九阳豆浆机排行榜中国胜利阴影下完结篇:李宗仁的反思-读历史的花木僧

中国胜利阴影下完结篇:李宗仁的反思-读历史的花木僧
李宗仁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关键的几个角色:地方割据势力、反共急先锋、蒋介石的合作者与竞争者、中国共产党的投诚者。晚年他在纽约,闲极无聊,羡慕昔日老友诸公在北京庙堂之上,侃侃而谈往事,遂答应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由唐德刚协作,记录下了他一生的回忆与反思,是为《李宗仁回忆录》。其中记录下了他听到日本投降时候的情形,以及他对蒋介石处理受降犯下的种种错误的评论。我在此做为“胜利阴影下”的一个样本,以个案的方式去证明我的判断:在胜利之时,对中国情形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更大的混乱来临前的一个暂停。胜利的阴影之下,更大的暴风雨正在积聚能量。

李宗仁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国民党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然今日推原究本,固知中共之所以能席卷大陆,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其中因素,一言难尽。不过就最重要的近因来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接收中所铸成的大错,实是促成中共胜利的主因。巩天阔
今且就军事来说。
犹忆三十三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苏联,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
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
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拔,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应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
我稍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竑还可以。”

黄绍竑
我之所以推荐黄季宽,实出于数种考虑凡人寻仙路。
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夹袋中人物之可以外调的,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炼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疑忌大侠风清扬。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为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竑则不然。他在民国十九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所倚重腹黑贤妻。同时,季宽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
左起分別為李宗仁、蔣介石、白崇禧
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愤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苦恋花,一句未予采纳代嫁丑娘,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胡兰春,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山魈怎么读。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黄达亮,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禁血红莲,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此造成。

何应钦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快青。主要的原因是,全副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涩世纪传说,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头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释德建,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匪帮说唱传奇。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魔幻紫水晶,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1954年蒋介石(左一)与陈诚(左二)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趁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悯农的意思。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武斗酷猫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沈殿霞葬礼,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李宗仁与白崇禧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李邹珺。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姜桂成,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作者简介
花木僧
本爱哲学,
为西方哲学硕士,熟读康德尼采哈耶克。
后移情历史,
尤喜晚清民国之交,
世事动荡,人生起伏的时代画卷。
读近代史博士,
感慨学界研究与大众认知的巨大鸿沟,
立志将
最新的研究发现九阳豆浆机排行榜,
最严谨的历史考证,
最准确的历史真相,
用浅近的语言,
流畅的文字,
动听(自认)的声音,
向喜爱近代历史的读者传播。
友人对此的精确定位是:
精品快捷历史学家。
诚哉斯言过火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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