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管理模式中国金融百年19551968年:三年饥荒与去货币化-股痴亮

中国金融百年19551968年:三年饥荒与去货币化-股痴亮
历史是沉重的,满是苦难。
民国政府时期的货币化是一场灾难性的现代经济崩溃。从1949年开始,中国不得不逐步“去货币化”,到1955中国进入“去货币化”时代。在1955-1992年,各级产品交换结算内部化走账,它是一种非货币化的交换制度。再到一切都改变,中国再次进入货币化时代已是1992年。对应的,中国通胀时代也来临了。此历史阶段,我们是值得进一步强化学习的——货币在1955-1961年是怎么退出流通的,必有助于理解货币在1978-2018年怎么重回流通、乃至形成货币投放密集型经济模式的。
说明:本系列(1949-2018年)根据温铁军温师《告别百年激进》《八次危机》等增减,目的在于理清经济危机之中“货币超发金融机构膨胀资产价格飙涨或通货膨胀袭来”的义理关系。尚属初稿,敬请指点。
【9】1955-1968年
一、中国“去货币化”
(一)统购统销
(二)计划体制
1、统一货币权能
2)集中管理货币
2、统一资金管理
二、1958-1960年经济危机
(一)危机因由:投资过热,货币超发
1、发动地方,跃进工业
2、人民公社,榨取剩余
3、放松信贷、货币超发
(二)危机袭来:三年饥荒,通胀再来
(三)危机治理:转嫁农民、去现代化
第一,降低指标,压缩投资
第二,上收权力,信贷收紧
第三,城市缩编,下乡插队
第四,农村松绑,村落再来
(四)治理成效:货币收紧、效益提升
三、命令经济币制透析
第一,人民公社化的货币后果
第二,“工业七十条”的货币后果
正文
一、中国“去货币化”
《共同纲领》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银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原来在1949-1950年想搞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并没谁打算封闭与计划。货币流通于城市工商之间,流通于城乡农贸之间,也流通于国际汇兑之间,建国初期的中国仍是货币化时代陈真传。中国最终“去货币化”,这个过程始于1955年、成于1961年。一直到1992年,中国都处于“去货币化时代”。
(一)统购统销
朝鲜战争打响,苏联承诺对中国进行整体的工业建设支持(70%以上是军事装备生产和配套工业)。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随之到1952年变成了整个的对中国多数城市的工业布局的建设安排。苏联不计成本输入重装备生产线,国内配套的是几百个工厂,使得中国陡然有了城市工业。同时,配合着苏联工厂的管理需要,建立起国家计委。有了城市工业和城市产业资本经济,就有了对城市经济交换中介的润滑剂——货币的需求,也就有了人民币不断增发这种需求黑鸟恋人。
到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粮食供求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而这时候农民刚刚在1950-1951年完成土改,正在过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凭什么得给城市交易?农民不愿意增加交易数量。当时是高度分散的1亿农户、4亿农民,交易费用过大,不愿意跟政府交易。
工业化速度这么快,城里没粮,跟农民交易不着,农民不买账,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七八种方案,最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统购统销[1]与发展农业合作社[2]: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业增量形成的剩余,用于搞城市工业建设。
这时候农民已恢复生产三年,到1953年农民已有三年存粮,这时候国家敞开收购,农民乐得卖出,所以1953年统购统销很顺利。这个时候,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建设,“三通一平”大量带动非农就业,城市经济欣欣向荣,而农民进城获得就业现金收入。此时的城乡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人口、资金流动没有任何限制。
小结:在1953年,提出统购统销并不意味着就要搞计划经济,货币并未失去作用蔓娜维。相反,恰恰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有效地促进城乡交换,货币体系的作用发挥得很好。这个时候,货币是一个交换中介,作用是清楚的。
(二)计划体制
民国政府时期的货币化是一场灾难性现代经济崩溃。从1949年开始,中国不得不“去货币化”。但真正完全“去货币化”是在1955年。1955年年底,毛泽东组织30多个部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全盘苏化”是应该被接受,还是应该反思;或者应该考虑改除苏化。接着,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3]。1956年6月国务院召开体制会议,开始逐步确立中央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被西方意识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集中体制”,最初确立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3年,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广讯通,延续到债务/赤字危机全面爆发的1960年。
同时,货币流通量的变化,是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的:1待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减;2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的增减;3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慢。据此,货币流通计划化的必备条件:1对商品价格的有效控制;2对投入流通过程中的商品量的有效控制;3对货币流通量的有效控制;4对商品流通的统一组织工作,和对货币流通与信用的统一组织。在计划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流通的计划化过程是怎样确立的。
1、统一货币权能
1)币权收归中央
随着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建立,银行系统的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区行撤销,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金融活动的领导,形成银行部门垂直管理的体制。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使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成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储蓄业务的专业机构。1957年,撤销1954年建立的中国农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立农村金融管理局,管理全国农村金融业务。经过机构的进一步集中丰田管理模式,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既是国家管理金融的机构,又是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
2)集中管理货币
195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全面推行《银行现金调拨暂行办法》,其基本精神是贯彻货币发行统一政策,使现金调拨和现金计划密切配合,各级银行只能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现金出纳发行数字内动用发行支行的库款,从而进一步加强货币发行的集中管理。
3)统一利率管理
建国初精武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定期公布物价趋势及利率范围,各大行政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具体的利率。1953年后,利率改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制定,全国统一执行。但此时,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的贷款利率由各地财经委员会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特点情况决定。到195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所有的存贷款利率都统一制定,报国务院审批后,由全国各银行统一执行。
4)统一外汇管理
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建立高度集中、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需用外汇按国家计划分配和批给。同时,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代表国家统一经营。
5)统一流通币值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3月。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于当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并以新币1元折合旧币10000元的比率收回旧人民币。仅用了100天时间(1955年3月1日至6月10日),新人民币全部取代旧人民币流通。
2、统一资金管理
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要求对资金集中管理和计划分配。
1)统一信贷管理
1951年制定《中国人民银行综合信贷计划编制办法(草案)》,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信贷计划管理办法。1954年第4季度试行苏联的信贷办法,逐步形成“统存统贷”:全国各级银行吸收的一切存款,都一律上缴总行统一使用,各级银行发放的各项贷款甲由总行核定指际,逐级下达。各级银行只能在核定的指标范围内发放贷款,不得突破。各地普遍建立信贷计划管理机构,高度集中的纵向型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从此建立起来。
2)取消商业信用
在1953-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已通过与商业部、财政部的协议,规定国营商业企业的商品购销货款和资金往来,一律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结算;取消国营工业间及国营工业和其他国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其货款往来也必须通过银行办理结算。1955年修改并制定《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国家机关、部队、团体间非现金结算暂行办法》,在全国实行。取消商业信用和推行8种结算方式,实现了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
3)组建中国人民建行
“一五”计划开始以后,基本建设已提到首要位置。1954年10月,在财政部系统内,“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基础上,以不增加编制的原则”,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机构设置分为总行、分行和支行三级,总行直接受财政部领导鲍尔吉原野,各级行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代理处设立办事处,作为拨款行的委托代理机构,但不作为一级机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虽然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其主要任务是办理财政基本建设的拨款监督工作,但同时也办理中央和地方两级国营企业的短期信贷业务和结算业务,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机构。
3、取消小农经济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一场朝鲜战争打出来一个工业化。中国城市开始有了工业产品,不是一般的轻纺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大型工业品上外附小。从1955年开始,城市工业已能逐渐生产大型机械,比如1954年开始生产拖拉机,1956年生产汽车,那这个拖拉机给谁?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要“斯大林50号”履带式拖拉机吗?如果不要,拖拉机生产就压库,不就是一堆废铁吗?压个两年,锈成铁疙瘩了。
早期的合作社,是为贯彻国家的统购统销,占有农产品剩余,那时候还基本上是市场交换形成的。国家的统购统销跟分散农民之间交易成本太高,变成高级合作社,交易成本会降低。1955年7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1956年1月转向高级社阶段。到1956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户数的87.8%。与此同时,合作社的规模平均达到200户左右,比1955年秋收前的初级社规摸扩大6-9倍。
4、命令经济小结
命令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主要以国家负债的方式从苏联引进设备和技术,同时由中央政府通过以乡镇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以此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而“城市中国”的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经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和信贷体制平心堂,恰与“乡土中国”均分制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互相对立,客观上构成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温铁军,2013年)。在这种体制下,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无比庞杂、自上而下集体行动的体系,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初期取得不小成就。但因计划异常复杂而难以精准且缺乏调整的弹性。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僵化境地。当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拖经济的后腿时,中国政府试图加以调整。
二、1958-1960年经济危机
命令经济体制下,就没有经济危机了吗?1958-1960年的经济危机,是1950年新中国引进苏联外资,进而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周期性危机。
(一)危机因由1958年:投资过热,货币超发
1957年,中共中央制定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体制下放[4]”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而在农村的集体经济管理上,体制变动的方向正好与国有企业相反,表现为管理权限上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动下,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吴敬琏,2009年)。
1、发动地方,跃进工业
苏联援华投资于1957年突然中断,使得原有的主要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中央层次主导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难以为继。其直接表现,就是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对此,中共中央1958年初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试图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目的是依靠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地维持对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财政收支统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29.0%骤然上升到55.7%。1958年地方工业投资达110.4亿元,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全部地方工业投资总和30亿元的3.7倍;地方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也由一五计划期间的12%,提高为1958的63.8%(《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319页)。
表:1957-1958年全国工业中地方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的占比变化情况

图片来源:《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319页
2、人民公社,榨取剩余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
“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高级社大。一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5000多产,比高级社户数扩大30多倍。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高,把生产从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成立后,抽掉大批劳动力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转移到工业交通线上来,这是一种在完全没有规模资本投入可能性的阶段,采行的“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本”政策。通过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在城乡交换之中,工业品价格是国家计划分配,相对很高;农村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价格极低。中间形成“剪刀差”,这个差额国家拿走了。通过在1956年建立集体化,到1978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占有了多少积累呢?占有了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剪刀差”积累。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配合国家工业化完成的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作用。
这可谓本时期最富特色的历史经验:以工农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化“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发动了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来,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近于0)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温铁军,2013年)。
3、放松信贷、货币超发
中央政府财政占比在1958年陡然下降到仅约20%,此有唯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加快积累。
第一、下放信资管理权限,放松信货资金管理
1958年,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大量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1958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人民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根据农村实行“两放、三统、一包”[5]的财贸体制,从1959年起银行也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为“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6]。银行信贷在1958年支援大炼钢铁运动增加20亿元贷款。
第二、盲目改革现章制度,造成工作混乱
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推动下,各地掀起“反教条,破陈规”的群众运动,开始对银行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大破大立”、“先破后立”,在改革繁琐的规章制度同时,把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也视作束缚群众手脚的东西的破珍戏子无情,造成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
第三、试行全额信贷,口子越开越大
1955年开始实行的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拨给定额部分,超定额部分由银行贷款的分口供应政策。1959年1月国务院决定改由银行按信贷方式统一供应,统一管理,即“全额信贷”。由于财政部门在资金安排上,不能保证将企业需要增加的定额流动资金拨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使银行无力承受独立供应信贷资金。由于银行放松信贷管理和敞口资金供应,造成信贷失控。
(二)危机袭来:三年饥荒,通胀再来
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共增发货币43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的五年时间所增发的货币还多18亿元。这些增发货币,并不是经济性的发行,主要是用于大搞基本建设及填补财政开支的窟窿。1960年末,基本建设占用流动资金达84亿元,比1957年增加50亿元。1958年至1960年,实际赤字高达169.4亿元,财政收支不平衡,而以多发货币来弥补,这样就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由于市场商品短缺,供应紧张,加上市场货币过多,就引起物价上涨。1958年至1961年同期零售商品价格上涨21.3%,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期,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并发生严重的大饥荒。
表: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与人口死亡率1952-1965年

图片来源: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268页
1961年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改变信贷管理体制的通知》,改变差额包干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季度信贷计划管现,以扭转由于信贷管理权分散而造成的混乱现象。为管紧管严贷款,“全额信贷”政策被废止,重新实行由财政、银行共管流动资金的办法。1961年4月2日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批准,将国家对农业(包括公社、国营农场、社员个人)贷款的利率恢复到人民公社前的月息4厘8,以减轻农民负担。1961年在控制货币投放方面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票子发行仍然过多、流动资金管理仍然偏松。1961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13%的情况下,又增发货币近30亿元,年末货币流通量达125.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1%,每元货币流通量拥有的零售商品,降为5.50元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达47.90元,比1957年27.40元上升74.8%。1961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43.99%,是多年从未发生的现象。
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财政赤字危机爆发之后,是城市经济的萧条阶段。这时,由于投资被迫中辍,城市就业随即从1960年的最高峰值1.3亿,陡然大幅下降到1962年的4537万,两年时间减少8000多万人,是为经济危机爆发连带造成的社会代价。这些情况说明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才能使问题根本得到解决。
(三)危机治理:转嫁农民、去现代化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中央政府1961年1月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收回先期下放的权力。1962年2月,陈云六点危机应对方案[7]:第一,恢复阶段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第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第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第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第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国恢复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收回前几年下放的权力,缩编城市人口,扩大农业生产等综合治理措施使得财经状况最终好转神战权力之眼。
第一,降低指标,压缩投资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宣布:1961年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香河老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38%,钢产量比上年增加1.6%。
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需要大量停建工程项目。1960年,全国施工的建设项目达82000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815个。经过调整,1961年全部施工项目减为35000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减为1409个。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建项目又进一步削减为25000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减为1003个。
第二杨议的老婆,上收权力,信贷收紧
1962年3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工作六条”),主要内容是:1)收回下放的权力,实行彻底的垂直领导。2)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执行计划。各级党政机关不得强令银行增加贷款。3)严格划清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界限。不准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4)加强现金管理、结算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5)建立各级中国人民银行向当地党、政汇报工作的制度。6)财政银行都要按计划办事,谁的支出谁安排,谁的漏洞谁堵塞。真正做到财政预算和信贷收支的平衡。
银行在1962年至1965年贯彻实施“银行工作六条”中,加强和改进信贷计划管理,统一管理和安排农业资金,并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领导。同时做好清仓核资工作。经过这次调整,货币流通恢复正常,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城乡储蓄存款转升,国家外汇收入增加。
表:各时期存放款平均增长速度统计

数据来源:《1990年中国金融年鉴》,59页
第三,城市缩编,下乡插队
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这是集中在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得以通过“排斥劳动”来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性条件。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时决定1961年至1962年,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至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至40亿斤。196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动员城镇人口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第四,农村松绑,村落再来
1962-1963年期间之所以出现经济复苏,也并非一般人以为的城市工业增长、就业上升之原因,还在于“农民退出”:政府在危机压迫下于1961年作出农村集体化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允许乡土中国的小农村社制的传统经济,从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经济中部分地“退出”:
其一,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8],这意味着允许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以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部分退出。
其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意味着允许家庭兼业化的农村户营经济从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经济中部分地退出。这就实际上放松了在20世纪50年代“全盘苏化”形成的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由此,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五十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随之有所好转。
(四)治理成效:货币收紧、效益提升
经过1962年至1965三年努力,1964年国家财经状况开始出现根本好转。从1962年起春咲梓美,连续3年实现货币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目标。1962-1964年3年中,共回笼货币45.7亿元,到1964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61年减少36%,货币发行过多的现象基本消除。1964年市场平均货币流通量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1961年1:55上升为1:85,接近1957年水平。市场货币流通状况趋于正常。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已基本完成。1965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1965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1年增长119%。国营工业生产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比1962年增长184%。1965年财政收入比1962年增长51%,收大于支7亿元。1965年与1962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50%。说明工业内部结构已有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
表:1953-1965年运输业和商业

数据来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503页
三、命令经济币制透析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人不再以货币来作为自己的财富的标志,货币不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也再不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基本的货币功能并不体现,在这个时期,各级产品交换结算都可以走账,它是一种非货币化的交换制度。这个时期,主要是“去货币化”的时代,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客观历史过程,并非骤然而成。
第一,人民公社化的货币后果
1957年苏联对中国不计代价的整体性的工业化援助陡然停止,国家“二五”计划再想要维持“一五”计划期间的资本密集投入,那就得买。拿什么买?中国人有什么呢?主要是农产品龙临天下,及稀缺矿产品。
1960年中国开始还债[9],一是拿稀缺矿产品抵掉一大块,二是农产品抵掉一大块。这时候,统购统销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不可能再发挥作用。如果这时候仍是货币经济,就会陡然出现因供给短缺,加之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的货币是毛票情况下,会像民国那样再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由此,在建立高级社的同期,国家财政和国家的农业金融(农业银行)两大体系同步下到了高级社[10]、乡这一级。同时国家的粮食部门和统购统销的供销部门,也下到了公社这一级,就是乡这一级。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改成人民公社,就变成了公社这一级。乡这一级是一个大的规模经营性单位,同时又是国家财政金融权利和国家粮食物资商业系统,都下到了人民公社这一级,构成一个完整的交换和结算中心:农业银行给公社指令性的贷款,公社拿到贷款定向地去买拖拉机等工业品。人民公社统一接贷等于负债,负债怎么还呢?让各个大队、生产队以极低价格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中间的“剪刀差”通过农业银行结算,与财政对接,差额国家拿走了。
这个过程,也是非货币化的内部结算制度,不是市场化的货币交易。
第二,“工业七十条”的货币后果
到1961年9月中央颁发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员和机构,定原料和燃料、动力消耗和来源,定资金额度,定协作关系。中国大企业逐步成为一个只是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是统收统支,全部资产是由国家无偿垫付的,利润上缴与资金下拨是无偿的,这个过程并没有货币流通。
同时,社会福利与服务内化于城市单位之中,城市消费分配靠票证来保证。这时候居民的全部消费能力并不用货币来标志你,货币变成了第二票证,城市家庭消费匮乏且千篇一律。
小结:
学习此段币制史,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在1955-1961年是怎么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的,此必有助于理解货币在1978-2018年怎么重回流通、乃至形成货币投放密集型经济模式的。也必有助于理解1992年中国货币化时代开启后,为什么会通胀时代来临了。
[1]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卡阴装。决议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概括为:①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②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③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霍水仙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④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
[2]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1.5万个黄小戈,1955年发展到63.4万多个,两年之间增加40倍,参加的户数1953年只有27.5万多户,1955年发展到1690万户,两年之间增加60倍。同时,高级农业合作社已由重点试办阶段,开始在有条件的地区创造经验准备逐步推广。1953年高级社15个,1955年高级社529个,增加36.2倍。
[3]1956年中国完全按照中苏条约收回旅顺口军港和大连特区,收回中长铁路,把一切前俄罗斯帝国主义或者苏联在华利益收回,导致双方出现一系列的争议。
[4]1957年11月国家发布三个规定决定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1958年又发布改进税收管理、计划管理和农村财政贸易体制的二个规定。这次计划体制变动的总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主要特点是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目的是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主要内容包括:1)工业方面凌波飞燕,首先是将一部分企业和产品下放给地方,增加地方在物资分配上的管理权限;其次是扩大企业领导人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2)商业方而,调整商业机构设置,改进商业计划指标,实行中央商业企业利润与地方分成等。3)财政方面,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管理体制。适当增加地方机动财力。农村财政贸易则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4)税收方而,扩大地方对税收的管理权限和一定范围内的机动调整权限。5)计划方面,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的原则,强调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
[5]两放、三统、一包:“两放”是把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财政、银行机构全部由人民公社经营,人员、财产由人民公社管理偷心俏佳人。“三统”是政策的执行、计划的制定和流动资金的管理,服从国家统一规定。“一包”是人民公社包上缴财政任务。
[6]除中央财政存款,中央各工业部直属管辖的大企业放款及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一部分存、放款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管理之外,其他存贷款的权力一律下放到地方日蚀号,实行差额包干。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由中央补助,在计划包干的差额范围内,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贷款。
[7]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8]1960年11月《紧急指示信》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60条”),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5,6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塔琳托娅《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对公社化运动中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物资和价款给予彻底退赔。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
[9]1952-1958年我国先后发行6次公债,发行总额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共计48.2亿元,于1968年全部还清。1965年初中国按期归还苏联援助贷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宣告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10]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实行的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再加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的制度,统称为“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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